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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被反复追问。
国际投资者在问，跨国企业在问，外媒记者在问。国内的民众也在问，民营企业家更在问。
这个问题是：中国市场的确定性，究竟从何而来？
这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诉求——可预期性。监管框架是否透明？政策会不会“急转弯”？支持民营经济是短期还是长期方针？开放的大门会不会越开越大？外资在华经营的制度环境能否持续改善？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第一个层面，是制度支撑。中国的发展，既有五年规划这样的“中国特色制度”来锚定方向，也有法治建设这样的“现代文明成果”来稳定规则。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市场的“制度底座”。
第二个层面，是治理能力。制度要落地，离不开执行。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出台到企业获得感，治理能力决定了制度承诺能否转化为市场预期。
第三个层面，是发展空间。制度的成熟、治理的完善，最终要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让市场主体始终有机会、有赛道、有想象空间。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正是这种“发展空间”的集中体现。
制度支撑、治理能力、发展空间——三个层面，层层递进，共同构筑起中国市场的确定性。
将这一结构性机制置于时间坐标，答案会更加清晰。五年规划绘就的“航路图”，法治建设夯实的“规则网”，这是中周期的定力所在。年度政策的精准落地，宏观治理的效能提升，这是小周期的执行能力。而新质生产力开辟的新赛道、绿色转型创造的新动能，则是大周期的时代机遇。
只有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性底层逻辑与周期性发展逻辑有机统一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中国市场的确定性从何而来。
一
战略确定性：“十五五”规划的“航路图”
第一个坐标，是五年维度。它要回答的是：中国发展的方向，究竟有多清晰？政策的定力，究竟有多强？
在中国，五年规划不是一份可有可无的文件，而是国家治理的“稳定器”。从“一五”到“十五五”，七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而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这种规划的传统，本身就是最大的确定性。
“十五五”规划的编制，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规划建议，到国务院组织起草规划纲要，再到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这既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将“设计图”转化为“施工图”的过程。
所谓“设计图”，是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未来五年往哪个方向走，重点任务是什么，重大原则怎么把握。所谓“施工图”，是可落地、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部署：重大项目有哪些，改革举措怎么排，区域布局如何定。从设计图到施工图，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战略意图向政策工具的层层分解。
规划一旦通过，就有了刚性约束。重大工程有明确的时间表，重点改革有清晰的路线图，区域发展有具体的任务书。这些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分解到部门、落实到地方的硬任务。五年之后回头看，规划确定的目标能否实现，是要“交账”的。
理解了这套机制，就能回答那个反复出现的疑虑：中国的政策会不会“急转弯”？
答案是：不会。因为规划的定力就在那里。年度政策是在规划确定的“航路图”上微调，而不是推倒重来。短期波动不影响长期方向，外部压力不改变战略定力。对市场主体而言，读懂五年规划，就读懂了未来五年的政策预期。这正是中国市场的“确定性”之源。
二
法治确定性：制度化的“定心丸”
如果说五年规划提供的是战略层面的确定性，那么法治提供的，是制度层面的“定心丸”。
过去，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各类“政策优惠”——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补贴。这些政策确实管用，但也有一个天然的短板：政策可以给，也可以收；可以延续，也可以调整。对市场主体而言，真正的安全感，不来自“承诺”，而来自“制度”。
从“政策优惠”到“制度保障”的转变
2025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用司法部负责人的话说，这部法律实现了“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第一次在法律中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开展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这是一场“地毯式”的制度体检——凡是与法律精神不符的，一律修改或废止。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民营企业面对的，不再是“靠关系”“靠运气”的不确定环境，而是“靠法律”“靠制度”的稳定预期。
统一大市场的规则统一
法治带来的确定性，还体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上。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是“五统一、一开放”的首要要求。具体来说：
统一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这意味着，无论企业在哪个省份注册，面对的是同一张准入清单、同一条准入红线。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针对长期困扰企业的“多头迎检”“重复检查”等问题，各地正在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
统一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统一的规则、统一的监管、统一的设施，最终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无论走到哪里，面对的都是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对外资而言，这同样意味着更透明的营商环境。
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法治确定性不仅体现在国内，也延伸至海外。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健全涉外法治体系”“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要围绕出海企业市场开拓、合规经营管理、风险防范应对、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合规、海外权益维护等，推出更多精细化、针对性服务。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在政府采购方面，要“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要“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这套制度体系，不仅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了稳定预期，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这是一种双向的确定性：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面对的都是同一套可预期的规则体系。
这正是法治确定性的核心价值——它让市场主体相信：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无论政策如何调整，基本的规则不会变，基本的权利不会丢，基本的预期不会落空。
三
治理确定性：政策执行的“稳定性”
如果说五年规划提供的是战略层面的确定性，法治提供的是制度层面的确定性，那么治理提供的，是政策执行层面的“稳定性”。
过去，外界对中国政策的担忧，往往来自个别领域的监管调整。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趋势是：中国正在推动治理模式从“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制度化治理深刻转变。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用机制保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变
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政策取向，强调要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表述，而是一套完整的治理逻辑：政策制定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式应对，而是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系统性布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四稳”协同发力方向，构建起预期管理的系统性制度框架。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治理，从传统的“政策宣示”模式，深化为制度化、精细化的“治理工程”。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着力实现源头预防、过程管控、后端调处有机衔接，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这种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的转型，正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用制度的确定性对冲环境的不确定性，用机制的稳定性保障政策的连续性。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避免“合成谬误”
政策之间相互打架、效应彼此抵消，是市场主体最担心的问题之一。针对这一痛点，“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具体来说，就是将财政、货币、产业、就业、区域等各类经济政策，以及涉及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领域的相关政策，全部纳入一致性评估范畴。通过评估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消除政策对冲，确保所有政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避免出现“政策打架”“效应抵消”等问题。
在地方实践中，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已成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这意味着，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经过这道“安检”——从源头上确保政策不跑偏、不冲突、不抵消。
央地协同与基层执行：审批提速、政策兑现
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落地。再好的政策，如果卡在“最后一公里”，也只是空中楼阁。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决策部署，2026年，央地协同机制将进一步健全。在投资审批领域，将简化审批流程，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在政策兑现方面，将强化对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激励相容机制设计，确保中央政策意图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这意味着，企业面对的将不再是“层层加码”的执行偏差，而是“上下贯通”的政策落实。无论是重大项目审批，还是惠企政策兑现，都将更加高效、透明、可预期。
把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治理确定性的深层保障，在于把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强调“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这不仅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更是治理确定性的制度基石。
司法部等部门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靶向整治任性检查、运动式检查等突出问题，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非现场检查等创新做法。从“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监管的转变，让企业不再为“突击检查”而困扰，不再为“政策翻烧饼”而担忧。
预期管理机制：政策透明、沟通及时
预期管理，是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箱里新增的重要工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
预期管理的核心，是让市场主体基于充分的信息形成合理的预期。具体路径有三条：
一是提高政策透明度。政策信息的及时、准确发布，是预期管理的首要环节。当一项政策制定完成后，通过官方渠道迅速向社会公开，详细说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实施步骤和时间安排。
二是建立有效沟通机制。通过调研、座谈会、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对于热点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组织专家讨论并向公众公开，引导公众理性看待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是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避免政策频繁调整，在新老政策交替时做好过渡安排，给市场主体留出适应时间。政策方向的一致性和延续性，能够让市场主体基于稳定的政策预期，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这正是治理确定性的核心价值：它让市场主体相信，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政策的执行是有章可循的，政策的落地是有机制保障的，政策的预期是有沟通回应的。
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的转型，从“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治理的转变，从“政策宣示”向制度化治理的深化——三重转变叠加，共同构筑起中国市场的治理确定性。
四
发展确定性：新质生产力的“新空间”
前三个维度，回答的是“制度是否可靠”“政策是否稳定”。但对中国市场而言，最根本的确定性，还不止于此。
真正的确定性，来自发展空间本身。
一个市场如果没有增量、没有赛道、没有想象空间，再完善的制度也只是“精致的空转”。而中国市场的独特之处在于：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正在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这些空间是真实的、可触达的、可预期的——它们本身就是最大的确定性。
新质生产力开辟新赛道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的新领域新赛道。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光伏组件占全球80%，风电装备占70%，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十一年稳居全球第一。这不仅是制造能力的体现，更是技术迭代带来的持续动能——从锂电池到固态电池，从充电设施到换电网络，每一个技术突破都在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在人工智能领域，以大模型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智能驾驶到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国产大模型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生物制造领域，合成生物技术正在推动人类实现从“认识生命”到“设计生命”的跨越。在创新医药研发、农业绿色化、生产方式变革等方面，这一技术的影响深远而广阔。
在低空经济领域，无人机、飞行汽车等新兴产业正在突破传统地面空间和高空领域的界限，激活此前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低空空域，重构人类对空间资源的利用逻辑。
还有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氢能、核聚变能……这些未来产业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概念走向现实。它们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图谱，也共同指向同一个判断：中国市场从不缺少新赛道。
消费升级释放新需求
新赛道的另一侧，是新需求的持续释放。
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中国市场的底盘。但这个底盘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持续升级的。
随着“十五五”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持续推进，中等收入群体正加速扩容。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的目标。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将有数千万家庭迈入中等收入门槛，他们对高质量、差异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这种需求的升级，正在重塑消费市场格局。消费者更加注重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产品的营养价值。他们愿意为可持续食品支付溢价，主动了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将环保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些消费行为的转变，正在催生新的品类、新的品牌、新的商业模式。
同时，政策层面也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大力提振消费”作为重点任务，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从放宽准入、减少限制到优化监管，从扩大健康养老等服务供给到培育新型消费，政策组合拳正在为消费升级注入新动力。
绿色转型创造新动能
绿色不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新动能。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攻坚期。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绿色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新能源领域，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扩大。新能源领域，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扩大。截至2024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在总装机中占比超过56%。光伏、风电、储能、氢能等产业链的完整布局，正在为经济增长注入绿色动力。
碳市场领域，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建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覆盖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市场活力持续激发，碳定价机制正在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市场化力量。
绿色技术领域，新型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绿氢制备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零碳园区、绿色工厂、近零碳工厂等新型载体不断涌现，为产业深度脱碳提供了实践路径。这些技术创新本身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正是发展确定性的核心价值：它让市场主体相信，中国市场不仅有“稳”的制度，更有“进”的空间。新质生产力开辟的新赛道、消费升级释放的新需求、绿色转型创造的新动能——三重空间叠加，共同构成中国市场的增长图景。
对一个投资者而言，最大的确定性，莫过于“机会始终存在”。而这，正是中国市场的底气所在。
五
四个维度，一个答案——发展确定性的核心价值
战略确定性，来自五年规划的定力。从“一五”到“十五五”，七十多年的规划传统，证明中国的发展是一张蓝图绘到底。年度政策是在“航路图”上微调，而非推倒重来。短期波动不影响长期方向，外部压力不改变战略定力。
法治确定性，来自制度保障的效力。从“政策优惠”到“制度保障”的转变，让市场主体面对的，不再是“靠关系”的不确定环境，而是“靠制度”的稳定预期。统一的规则、透明的监管、可预期的执法，正在构筑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治理确定性，来自政策执行的能力。从“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治理的转变，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的转型，让政策的执行有章可循，政策的落地有机制保障，政策的预期有沟通回应。
发展确定性，来自增长空间的潜力。新质生产力开辟的新赛道、消费升级释放的新需求、绿色转型创造的新动能——三重空间叠加，共同构成中国市场的增长图景。
四个维度，指向同一个答案：中国市场的“确定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规划定力与法治保障，共同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支撑；治理能力让制度落地生根；发展空间为未来打开想象。三者叠加，释放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红利。
这种确定性，让市场主体可以放心：基本的规则不会变，基本的权利不会丢，基本的预期不会落空。
这种确定性，也让世界可以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发展的步伐不会停滞，合作的空间始终敞开。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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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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