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学革命以胡适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意在提倡新文学，以白话替代文言文。今天的文学革命研究，已广泛涉及这场运动的方方面面，但大都着重于文学革命对当时思想、社会、政治的影响，对白话取代文言这个划时代的巨变本身，却未有足够的认知。本文例举“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胡适的言说，重访文学革命，以期更深切地认识当时白话文运动的多重面相与转折，并重估语言文字变革对人们的思想生活及文明赓续的重大意义。
重访文学革命
文 ｜ 罗志田
胡适早年提出：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不论时人是不能不睬《新青年》本身，还是不能不睬《新青年》的主张，都体现出《新青年》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要目上的《文学改良刍议》，采自1954年北京新华书店发行影印本（来源：read.nlc.cn）
在李长之的记忆里，“五四”时代就“像狂风暴雨一般。其中飞沙走石，不知夹了多少奇花异草的种子，谁也料不到这些里头什么要萌发，以及萌发在哪儿的”。文学革命亦然，尽管既存研究已相当丰富，然其包罗甚广，它在飞沙走石中所夹的奇花异草，以我有限的阅读，似还有探索的余地。
下文会较多借重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胡适的言说，侧重佩里·安德森所提倡的“一般”眼光，通过一些“具体”面相来重访文学革命，以期不仅进一步认识文学革命本身，也彰显文学革命的历史诠释力。
一、“我们”与“他们”的反思
胡适后来爱说文学革命起源于他和朋友在美国的争论，但他也承认黄远庸一九一五年提出的“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也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本土起源。黄远庸当时就主张中国的根本救济“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而方法就是“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这个意思被胡适总结为“我们”与“他们”，成为文学革命一大主题。
在胡适看来，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而民初的文学革命则“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是全国人共赏的好宝贝。这段话广被引用（我亦曾引），其实“我们”和“他们”的指向恐怕都不是单一的，两者的关系要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中辩证地看。
胡适心目中的“我们”是分圈层的：最核心的是与他观念相近的几个留学生，当年他面对章太炎等所说的“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便最能体现“我们”的核心圈子。这些人之外则是《新青年》编辑团体和环绕他们的北大学生，再向外延就是读书识字的广大趋新青年。而“他们”也是复数的，至少有“士”和“民”两个“他者”。第一种“他们”是既存的一批精英读书人，即仍旧作骈文古文而“可以不睬《水浒传》”的人。第二种“他们”才是亲近《水浒传》而需要“开通民智”的一般识字人。
《新青年》编辑团体（来源：bjd.com.cn）
文学革命除希望抟聚“我们”之外，可以说是夹在两种“他们”之间而同时针对“他们”的。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革命的受众。从后见之明看，第一种“他们”除林纾外多数仍以“不睬”的方式对待白话文运动，且稍后正式推广白话的恰是北京政府的教育部。而胡适尽管有意区隔于第一种“他们”，恐怕常会被第二种“他们”视为接近“做古文古诗”的一类人。真正与林纾所谓“引车卖浆者流”更贴近的，是“我们”的外围圈层，即白话运动协助教育新体制创建的新社会阶层——边缘知识青年。不过这些新精英与大众的沟通者在参与文学革命的同时，也打下了自身的烙印，逐渐从“文学”走向“社会”和“政治”，一些人进而接受暴力的革命方式，同时也改写了“我们”。像胡适这样兼带士人属性的知识人很快就被新学生视为落伍，甚至成为要打倒的对象，衍化为新的“他们”。
尽管胡适特别愿意强调“我们”并不视（第二种）“他们”为“他者”（异己），其实“我们”和“他们”并未真正成为一“们”。从新文学的创作者到实际的阅读者，基本仍是“我们”。比较切近“他们”的，或是顾颉刚等人的歌谣收集工作。那些难以确定的歌谣“作者”和流传者，才是真正的“他们”。不过这仍然仅是一种“我们”亲近“他们”的取向，后来顾颉刚带领一批读书人试着写通俗的大鼓词，乃发现因与“民众的口语不一致”而不被接受，只好请原业鼓书的艺人来校正。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创办的《歌谣周刊》（来源：bjd.com.cn）
我曾指出文学革命诸人的困境在于：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新文化人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意愿——“他们”心目中是否有类似的区分，若有，是否将两者视为对立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想要和“我们”成为一“们”。实际上，作为士人“化民成俗”努力之长期受众的老百姓，接受作为他人的“我们”善意的提升，是一种渐成自然的惯习，未必视为一种“冒犯”。若循此取向去动员民众，有时也更容易收效。
长期研究中国革命的裴宜理观察到，中共在动员群众时，一定程度上恰是坚持以“我们”引领“他们”的传统而取得成效。她认为早期中共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领导者的角色”，并不“掩盖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身份，而是利用这样一种身份”，即“以一种领导阶层的姿态，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面前”。而民众对他们的“接受”也有两种含义：“一是接受他们的理念，二是接受他们的身份。”换言之，他们是让民众在接受其作为“社会精英”和“领导阶层”这一“身份”的同时，接受他们宣传的“理念”。
这当然是裴氏带理想型的一得之见，不必是中共有意识的取向（尽管在早期中共文献中可以看到对乡村塾师的重视，但士绅在多数时候仍是革命的对象）。即便如此，也提示出一种重新认识那个时代的思路。整体而言，裴宜理描述的模式或可视为一种“士变”的新形式，即利用“士”的传统地位动员民众，而最终颠覆传统赋予“士”的地位，实际也“改变”了传统。
就文学革命言，作为表述方式的“文学”本是“我们”（文学革命开创者）最熟悉的，因文学包容较广而使革命向四面八方伸展，而其“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的宗旨又在非文学的各层面把革命推向“他们”。后世较多注意这一革命的影响如何从文学延伸至社会、政治等，而忽略了表述方式本身，即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深远意义。而这恰是文学革命最需要重访的待发之覆。
二、从包容广泛的“文学”
到开放的文学革命
在新文化运动或广义的五四运动中，可以说“文化”是借“文学”而兴，也可见一条从文学到文化的发展路径。韩侍桁在一九三五年说，五四运动“以文学革命的标语为开端，无论是意识地或非意识地，实是选择了最正确的途径”。因为文学包容较广，“可以作为经济社会的表现，可以作为政治的宣传，可以拿它作为讨论一切社会问题的工具”。同时他也指出，“文学”这名词在中国历史上向“未曾有过专门的定义，说是包容一切学术的总名，也未为不可”。
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创作（来源：xinminweekly.com.cn）
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后见之明，因为五四运动并非谋定而后动，自然谈不上“选择”什么途径。但“文学”这名词一直未曾有“专门的定义”则是一个重要提醒，对理解文学革命本身有重要意义。而它可以作为“讨论一切社会问题的工具”，则清楚揭示了文学这一表述方式的开放性。
语言的多义性或是一个本质性的现象，而“新名词”涌入的清季民初则是一个典型的“名相模棱”时代，所谓“一个名词，多种表述”，可以说是常态。进而言之，在外来的“学要分科”观念影响下，文学、文化和政治等很快发展成为一种以类区分的范畴。“五四”人自己就面临着一个对新名词定义和类别的熟悉化进程，并在由生疏到熟悉的过程中将这些尚未定型的名相归纳入相应的门类，又使用它们来认识和诠释其所见所闻，使名相和言说的不确定性达到一个历史上少见的高度。研究者需要尽量从上下文的语脉中解读时人的言说，仔细辨析他们当时的心意所指，以弄清具体人在具体言说中的指谓，以及这样的所指是否被他人理解，达到共享的程度。
为适应今天的读者，我们只能使用后来意思较固定的名词来表述。但用大致定型的名相意思来理解和分析过渡中的言说，有可能误入歧途，出现郢书燕说的后果。后来对文学革命的研究，似有较强的“后见之明”风采，即带着我们今天对文学的认知来探讨文学革命，未曾特别注意“文学”定义那“发展中”的意态。而后者对理解和认识“文学革命”非常重要，盖“文学”不同，则与之关联的“革命”也相异，可能产生颇不相同的联想。同样，“文学革命”本身也是一件在特定时段正在发生发展的事，后人可以当作一种已“完成”的既成事实来评说，但具体研究则必须注重其“现在进行时态”，循其定义的发展，当作一件那时正在发生发展的事来考察。
具体就“文学”言，这本是中国很早就有的词（《论语》中已有“文学子游、子夏”之说），但古今意思大不同。现存大致众皆认可的既定认知，是很晚才“确定”的。民初所说的文学基本是外来的，大体靠近英文literature的意思。即使在新文化运动当时和稍后，其指谓仍在发展之中，并未达到“约定俗成”的程度。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写了一篇总结性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朱维之从胡适列举的人物和作品看，认为“他所说的文学，不过是‘文章’而已，不是近十年来一般青年的文学观念”。文学革命的先驱所说的“文学”，竟然与一般青年的文学观念不同，不仅提示出几年间世风的转变，更说明文学革命虽使“文学”一词流行，却并未对其指谓达成共识。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台湾远流版封面（来源：douban.com）
当日发展中的文学界定，经历了一个范围逐渐缩小的进程。文学定义的由大变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新兴的分门别类，不啻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样的专门化认知虽配合了新兴的分类意识，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原有的包容性，使（认知中的）文学革命不能不向外“开放”。其实“包容”和“开放”有着重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质的不同——包容是“我”所自有，而开放是向“其他”延伸。由于失去了原有的包容性，文学的“内”遂转成为“外”。
由于既存认知余荫的覆盖，以及新分类意识的影响，后世相对忽视文学革命开创者最看重的表述方式本身，而较多注意文学革命如何从文学延伸至思想、社会、政治等（我自己亦然）。更因发展中的门类成为思考和表述的“概念工具”，我现在讨论的“开放”，也是基于已经基本确立的分类形式。不过类似的意思，在时人言说中也可见明确的表述。文学革命应走向思想革命，正如整体的新文化运动应当向社会和政治延伸，既是许多当事人的意愿，也体现于文学革命本身的发展。
陈独秀就主张文学革命不过是更广泛的伦理道德革命的第一步，与当时讨论甚多的“孔教问题”和思想革命等，都是更大“气运”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文学革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不论这一分析是否正确，他提示了一个从更宽广的语境，即接收者所处的时代，来认识理解文学革命的路径。在胡适心目中，新文化运动实以文学革命为核心。他心目中文学革命的轨迹，是在开始后很快就跨越文学，逐渐走向思想革命，进而向社会和政治延伸，表现出显著的开放性。而傅斯年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提出：“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
下面借胡适的说法简述文学革命进程的几个重要转折点。
我要先说明，一般认知中胡适对文学革命的态度比陈独秀更“温和”的形象恐怕是误解。虽然胡称“改良”而陈称“革命”，用词确有不同，但若回向原典看具体主张，则陈提出的“三大主义”，每条都有推倒和建设两面；而胡适提出的八条主张大多是否定的，并在次年就把原来游移的两条改为否定的，明言“这是我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显然要更激烈。因受陈独秀的影响，胡适回国后“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化为四条“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新主张，而成为“建设的文学革命”。
胡适在各地演说文学革命，图为1924年在大连演讲时摄（来源：chiculture.org.hk）
文学革命的另一个转折，是五四学生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纾的辩论，胡适以为“可以代表当日‘新旧之争’的两方面”。其实林纾给蔡元培的上书相对温和，他虽反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即行用“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但也主张“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愿见两者并存。但他此前写过一篇小说《荆生》，希望有“伟丈夫”（暗指当权者）出面干预，打杀陈独秀、胡适等，故新派认为他试图勾结当局，乃群起而攻之。而更大的转折，则是五月因巴黎和会而起的学生运动。胡适特别指出：“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因此，国民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
白话和学生运动的影响是相互的，白话本身正是促使学生运动发生前所未有影响的重要因素。而得以“自由发展”本身，既使文学的“革命”需要减弱，也使反对的声浪改变。在林纾事件时，新文化人大多如周作人所说，认为反对白话的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一九二二年《学衡》的出现，是唯一不被视为带有政治背景的反对者，却被看作文学革命的终结。胡适断言：“《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在乐观之余，胡适也认为文学革命的开放一面尚未成功。他在一九二三年强调：“《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而“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这里的“中断”可能指的是《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导致文学革命未能走向思想革命，而其未来的目标，则是进一步向政治开放。北伐时胡适在上海扶轮社演讲“中国复兴运动”，以为运动的变迁约分三步：“（一）文字之改革，（二）知识之改革，（三）社会与政治之改革。”而他在英美的演讲中甚至一度倾向于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清晰地表现出一种从文字走向政治的开放路径。
《努力》周报创刊号（来源：chiculture.org.hk）
在实际进程中，进一步开放却使文学革命的发展略呈“本末倒置”的意味。梁启超在一九二二年为“所谓新文化运动”下总结，指出当时“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而“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恰是文学革命的开放性，使文学及其革命在整个趋新运动中退居二线。而更严重的后果，则是导致文学革命的意义被严重低估。
三、文学革命的开放性
导致其意义被低估
就文学革命的当时以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而言，文学革命的功能和反响都更偏向于社会，进而发展到政治，或可以说文学革命的成功正在文学之外。这样的成功有意无意中逐渐遮蔽了文学革命本身，而其最大后果，则是白话取代文言这个划时代的巨变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左舜生是少数认识到使用白话文划时代意义的人，曾说文学革命是民国前三十年“第一等的大事”）。
先是胡适在一九一八年提出，“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文学的人”。换言之，白话将会成为“中国的标准国语”。这个预言很快成为事实。一九一九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年会通过《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而国语统一筹备会也函请将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次年，教育部循此颁布训令，要求从秋季起国民学校第一、二学年的国文一律改用国语。其中所说的国语，实即白话文，胡适也特别点出“白话公然叫做国语”的划时代意义。
《开明国语课本》，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来源：read.nlc.cn）
不过时人对此所见不一：守旧者固视为文化的大退步，即使一些新文化运动当事人也不以为美。张东荪在一九二〇年就说，把文言“改为白话，固有相当之价值；然谓为文学革命，则不免带有鼓吹之意”，是国人“夸大性”的表现，“非真符其实”。周作人在一九四九年也说，新文化运动“照理来讲该是文学革命加上思想革命的成分。然而热闹了几年，折扣下来，所谓新文化也只剩了语体文一种”。他们的遗憾或许代表了相当一些人的看法，文学革命的最大成功反被述说得最少，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其实不论“夸大”还是“只剩”，文言改白话的历史意义和影响，远大于不论狭义广义的“文学”革命。
把文学革命与国语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国语为核心，是文学革命在开放中的一大转变。由于“国语”必须是人人的，对改善“我们”和“他们”的疏离起到很大的作用，客观上适应了时人想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愿望。周作人后来说，“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这一跨越时空的维系物，就是中国的“思想文字语言礼俗”。文学革命使文学从象牙塔里“出至人生的十字街头”，正是“以汉字写国语”的白话刊物在民国起到了维系的作用。“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
白话对民族抟聚的维系作用，的确有利于时人想要“创建”民族国家的。而其所变之“巨”，则更因改变了不止一代人的表述方式。文学的一个重要面相就是表述。“五四”师生两辈人的一个共同认识即只有新文体才能表述新时代，可知他们已认识到表述方式的重要。更重要的是，表述方式必然涉及表述者的思想和生活。胡适在一九二七年总结说，辛亥革命未曾“触及人民生活基本要素”，所以失败；而文学革命在十年的时间里，“成功地革新了整个中国的语言”。由于“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最重要工具，语言的任何重要变化都必然涉及人民思想生活的巨大变化”，故它是一场“触及生活和文明的根本革命”。
此虽不过点到为止，实可说是能见其大。从后见之明看，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改变了几亿人（现在是十几亿人）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一个以“千年”为单位的划时代巨变，的确可与颠覆帝制的辛亥革命并立。数以亿计的“人民思想生活”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且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何时会再变，不能不说是文学革命最大的成就。
我必须说，文言的淡出实际造成古今之间严重的隔阂。从阅读对象看，套用钱穆的话，一边是三千年来的古书，一边是百余年来的新书。由于书籍“生产方式”的转变，新书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旧书。但从历史记忆的角度言，“三千年”和“百余年”的对应可非同寻常。今日不仅是所谓“一般人”不能读古文，就是大学文科老师也有点谈文言而色变。当然，AI的出现可能改变历史，不排除发生某种转变。随着AI的成熟，以后文言的阅读和写作在它帮助下可以变成轻易的事。文言的由难转易，使其与白话的对立性大减，或会更容易也更多地进入我们的常规表述领域。因此而造成的古今隔阂，也可能一去不复返。
无论如何，白话文取代文言这个改变几亿人书面表述形式的划时代巨变，的确是几千年一次的重大“革命”。却因多方面的原因在潜移默化中身不由己地淡出了人们的历史记忆，非常需要我们进一步的重访。
启牛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